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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今日谈”的党报旧闻

很多人印象中,翻开党报,大概都是一些须正襟危坐诵读的高言大论。其实,《人民日报》也有很多朴实清新的小微评论,比如“今日谈”,每篇不超过500字。这个栏目自1980年1月创办,出现在人民日报一版和四版上,只是豆腐块文章,却代表了体制内接地气、晓民意的一种姿态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,“今日谈”的作者高手如云,包括大作家夏衍(《劳驾再报道一下》,笔名王良)和萧乾(《这个词用错了》),国防科技前领导人张爱萍(《值得一听的外国人的话》),经济学家于光远(《此“保”与彼“保”》),甚至连分管新闻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也曾化名撰稿。在“今日谈”的第一批作者中,除了专职的评论部编辑,先后在总编室和河北记者站工作的杨振武,是发声最勤的年轻记者。

《少一点片面性》(1981年4月17日):谈到农村有些地方以精神文明为由,限制农民把精力多投入自留地,把大公无私、一心为集体等强调到不顾个人利益的地步;而宣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又走到表扬歪门邪道致富。“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辩证法,讲某一面就容易丢掉另一面”,给群众造成一种政策要变的错觉。作者主张既要着重清理“左”的影响,又要防止另一种倾向。

《农民的心愿》(1981年8月4日):谈到一个靠“大包干”致富的农民,给公社党委送去一竹筐油条,希望公社党委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尝尝。作者从一筐油条,看到了农民热腾腾的心意,人民群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发自肺腑的认同和拥护。在这框油条面前,指责农村好形势背离了社会主义,属于“饱汉不知饿汉饥”。希望再也不要干“违背农民意愿的蠢事”。

《“萝卜”快了也要“洗泥”》(1981年8月8日):过去有句生意经,叫“萝卜快了不洗泥”。意思是说,市场上紧缺的商品,质量差点也卖得出,因而对紧缺商品粗制滥造,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老毛病。作者预感到一个买方市场的来临,“萝卜”快了也要“洗泥”。

《当农民的“资格”》(1983年2月8日):谈到农村落实责任制后,一些小学生辍学承包责任田。作者预感到,随着科学技术深入农业生产各个领域,务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,当农民也要有“资格”。

《共产党员的“样子”》(1984年1月20日):当年有一部电影《不该发生的故事》,说的是农村划分作业组后,几名党员竟成了没人要的“组外人”,令人痛心。后来,党员发愤图强,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,为困难群众排难解忧,重新受到群众拥护。作者感慨:我们整党就是要解决“党员像不像样子的问题”,使每个同志都成为合格的党员,并且力争成为模范党员。

80年代时兴“文化热”,萨特、尼采,甚至很少有人读得懂的弗洛伊德、海德格尔,都大行其道。这时候写出这样一些“土得掉渣”的小言论,表现了党报记者对底层民瘼的深切体察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河北新乐人杨振武,大学毕业后,就是从这些小言论亮相,走入人民日报。直到2013年,已经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杨振武,在上海分社还提醒报社同仁:“人民日报要办好,必须要顶天,要立地,要让党放心,也要让人民满意。”“顶天”而“立地”,是这家诞生于华北解放区农村的报纸,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。

杨振武待人诚挚,颇有燕赵之风。任职教科文部副主任时,一次到上海开会,局级干部本可以坐飞机,却主动陪着两个年轻记者坐了一夜火车。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刘衡晚年,我曾到她家探望,问起离休这些年来报社哪些领导登门过。老太太第一个就说起时任记者部主任的“老杨”。刘衡从陕甘宁边区开始新闻生涯,当过22年“右派”,晚年孑然一身,在人民日报北区宿舍几只鹦鹉相伴,有老同志问候,内心应该多一丝温暖。2014年7月29日晨,人民日报老总编、全国人大常委会《告台湾同胞书》起草者谭文瑞病逝,下午人民日报编委会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,已是社长的杨振武即提议,全体起立为谭文瑞默哀

走进金台西路二号大院,与这里的报人混熟后,没有一点体制内高楼深院的感觉。每天清早,在小树林里漫步,擦肩而过的,可能就是来自延安、晋察冀或晋冀鲁豫的干部。他们从容地谈论当天见报的某篇评论的政策背景,甚至某句话的春秋大义,品评时事鞭辟入里,相逢一笑莫逆于心。从解放初邓拓做总编辑起,人民日报就保留着“序齿不序爵”的传统。无论你是部门主任还是老总,见面只叫你“老张”、“老李”。杨振武成为人民日报社长后,80年代的报社老同事见到他,依然习惯地称“老杨”,而“老杨”也不以为忤。

难怪1976年10月7日、粉碎“四人帮”第二天,奉命接管人民日报的迟浩田将军,在重返军界后还念念不忘党中央机关报特殊的“企业文化”:“无论是领导还是群众,无论是编辑还是记者,在宣传口径、文章修改、版面安排上都能平等商量;报社看不到森严的等级,听不到官长称谓——他们叫我‘老迟’,很有味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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